2016年性/别,新闻「关键字」回顾(上)

  • 编辑时间: 20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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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2016年就这幺轰轰烈烈的结束了,而一如以往的,又该到了我与大家一起回顾年度性/别相关新闻的时间。老实说,写这篇回顾以前我可是挣扎了许久,因为如果说2015年是性别议题不断「水逆」(注一)的一年的话,那幺2016年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进入了鬼打墙的境界。

面对诸多争议,我一方面有些抗拒回忆,另一方面也有些不知道要如何回忆起。百般思索之后,我决定以「关键字」的方式进行本次回顾,并不着重于说明单一的新闻事件,而是找出这些层层叠叠的议题中,引起众人注意的关键字词,以及这些字词所衍生的各种讨论与反省。

由于2016年实在太多性别相关议题,族繁不及备载,因此本文难以穷尽,所列出的内容,可能是在社会上激起比较多迴响的议题,也有可能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排列顺序与重要性无关,而若有遗漏,也欢迎各位于留言中补充。

好,你準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啰!

1. 拉肩带的意义

2016年4月,当时的法务部长罗莹雪因为肯亚诈骗案一事招致许多批评。包括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批评罗是「泼妇骂街」;而网路名人林雅强则在脸书上询问男网友们:「高中时,班上都会有几个像罗莹雪这种恰北北的女生,你们敢去玩这种人的肩带吗?」短短一句话在脸书上开启了为时多天的争议与论战。

林的友人们认为这只是一个Kuso的笑话,针对的是罗莹雪的为人,而非性别。批评者们则认为林雅强「把性骚扰当玩笑」,更鼓励女体羞辱。

这则PO文更引发了一连串可以姑且被称为「伤害/受害叙事」的书写,在这些书写中,写作者们(其中大多是女性)分享、回忆起自己青春时期的不安与伤痛记忆。包括于成长期间对性徵发育所感到的不安、因此受到的欺负或霸凌,甚至是遭受到性骚扰或性暴力的经验,从被拉肩带到路人的调戏到更严重的性暴力。

有论者认为,女性的身体成为一种「游戏」,能否进入游戏代表女性是否符合了被慾望的资格,而这些游戏对男性来说则彷彿是兄弟会的入会仪式,象徵着他们成为男人,更让他们重新确立自己因为身为男人而比女性高的性别位阶。

另一方面,则有人担忧,此类把「拉肩带」直接等同于「性骚扰」的连结是否太过仓促?一来忽略了拉肩带这样的互动之中,其他可能的意涵与情愫。二来也可能再次把女性嵌入一个被动、随时可能受伤,并且需要被保护的位置。三来,这样的连结是否有可能强化一种「恐性」的思维,认定女性的身体-尤其是性徵-就是需要特别「藏起来」的,如果被他人触碰到,便是极为羞耻的事情。

例如苦劳网所登出的《拉肩带的意义不只一种》便以年轻男孩间常见的「阿鲁巴」为例,进行相关的讨论。

2016年性/别,新闻「关键字」回顾(上)

《不只》一文又引发了许多来自不同立场的互动与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字大约就是「性的特殊性」与「翻转之可能」。性方面的伤害究竟应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和其他身体伤害有所不同的类型?

国家女性主义者们基于父权社会里男女权力的不平等对女性造成的结构性伤害,以及在这样的结构中,「女人的性」经常性地成为羞辱和剥夺的工具。因此推动以法律和制度性的规範对女性和性少数提供保护,以弥补上述的不平等。也就此让我们看见了如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性骚扰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产生。

然而也有女性主义持有另一类主张,所谓的性权派(或是性积极派)担忧,这样的法令管制可能只是以一个更大的父权力量(国家)来规範小型的父权。更质疑这样的法律规範,不但无法淡化性所带来的羞辱,反而会强化性在社会中的特殊性,更再次複製了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女性的性是需要被保护的思考模式。

此类主张认为,与其将所有性经验上的不适与不恰当都视为需要被惩罚的伤害,女性或许更应该「直面」性,并且达到翻转,重新取回主导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质疑性权立场的人则担心,当我们强调「翻转可能」时,是否会再次把「不受伤的责任」丢回受害者身上?而性的特殊性,是否能靠个人的意图扭转,而无须考量目前社会中仍被坚强巩固的不平等性别权力关係?

最后,「受害者叙事」也在这一年中成为一个火红的词。支持者认为在长久的污名底下,性暴力/性骚扰的受害者们往往只能保持沉默。而受害者叙事的兴起,或许能解释为社会结构终于鬆动,让这些长期被噤声的人终于找到诉说与被倾听的机会。

但也有人担忧,当受害者叙事不断被放大甚至是煽情化,是否有可能因此推动了国家法治更多的管制,甚至是以保护之名,限缩个人的性自由?(例如以儿少保护之名限缩网路自由,或是警检单位以钓鱼手段打压性少数等。)

但或许,此中的争论重点并不在于受害者们该不该说、能不能说,而是「怎幺说」与我们「怎幺听」。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倾听各种受害与受伤的故事,是不是也有可能为更多不受害、不受伤的故事开启一个窗口,最后真正拥抱多多元?

2. 女总统与她的内阁

女性领导人绝对是2016年中吸引许多讨论的话题之一。除了台湾选出了第一位女性总统以外,德国的梅克尔因为难民问题成为媒体焦点,英国在脱欧公投后,也出现了「收烂摊」的女首相梅伊;希拉蕊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输给川普后,也激起许多关于性别、阶级和新自由主义的讨论;韩国的女总统朴槿惠则在年末时爆发了「闺蜜风波」,再次引人提问:选出女性总统是否就代表着进步?

同样的提问也在台湾出现: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究竟是不是台湾社会性别意识进步的指标?其实类似的问题我们去年也遇到过,当时在选战中的蔡英文(以及其他女性候选人)必须面对许多针对她的性别、性别特质和婚姻状态的质疑与攻击。而如今蔡英文顺利当选了,是不是代表,台湾又像性别平权的目标往前跨了一大步?

选出一位女总统,不可否认是有着一种象徵意义的,尤其当政治长期被异性恋男性所垄断时,女性(与性少数)的现身确实可以打破过去的单调,创造一种「画面上」的多元。然而这个画面上的多元能否延伸成为实际上的多元?恐怕则必须考虑的更多。

一方面,某些时候女性政治人物的出线并非是因为社会性别意识的进步,反而可能是延续了传统的性别思考,例如认定女性是适合「收烂摊子」的人,或是历史与当代政治角力下的「巧合」。另一方面,女性身分和性别意识并非直接相关,女性政治人物也很有可能崇拜、巩固父权,并且延续同一套治理原则。

2016年性/别,新闻「关键字」回顾(上)

最后,也有论者提出,与其看重女性政治人物天生的性别身份(Sex),更重要的应该是观察女性这个社会身份(gender)是否能够为长期阳刚的政治场域带来阴性的展演与策略。换句话说,当女性投身政治时,她们是不是能够打破过去的政治规则,而不是仅仅追求「和男人一样」或是「比男人更男人(如更有魄力、更『敢』)」。

女总统与性别意识进步之间的关联也在蔡英文当选之后没多久就受到了挑战。蔡英文所公布的内阁名单引起许多抗议,其中一点便是针对性别比例。妇女与性别团体指出,蔡英文不仅背弃了个人于2012年大选时声称「1/3性别比例原则」的政策白皮书宣告,更让内阁性别比例回到了20年前的水準。然而如同上面所说的,若女性内阁比例高,是否就等同于新政府的性别意识特别进步呢?

当政治长期被男性中心的思维主导,并透过性别不友善的态度和制度(如缺少育婴政策),阻挡女性投身政治,性别比例的重要性就在于矫正这种不公平,为弱势性别打造更多的样本,让性别的「想像力」得以延伸。然而性别比例的讨论也必须让我们重新反省「身份政治」的意义,当蔡英文身为女性,却未能「姊妹相挺」,为其他女性政治人物创造机会或是比男性政治人物更关心性别议题,我们应该重新如何看待身份政治的意义?

而若是一味的假设「女人不会为难女人」或是姐姐妹妹们总能够「一起站起来」,那幺我们不儘可能忽略了性别意识并非生来就有的东西,而是需要教育与培养的,也可能将女性同质甚至是弱体化,假设女性的生活和选择只受到生理性别这个因素的影响。甚至我们可能忘了,一个人的政治选择,往往是性别、族群、阶级等各种因素交织后的结果。

3. 爱滋汙名

2016年中,依旧有许多和爱滋相关的新闻,有一些小小的进步。例如年初卫生福利部即宣布,爱滋感染者从此可以加入等候器官捐赠的行列,而在年末也传出,实施了快30年的《捐血者健康标準》将有放宽的可能。过去规定只要曾经有过男男性行为的个人便终生不得捐血,被视为是对男同志身份的歧视,而如今疾病管制署则考虑放宽规定,只要一定期间(如一年)内没有发生男男性行为,就可挽袖捐血救人。

然而另外一些与爱滋相关的事件则让人再次反覆看见爱滋汙名的力量。例如了家务移工仲介们争取外籍移工在入境台湾时应该要进行爱滋筛检,更有网友在网路上抱怨:「罹患爱滋病、怀孕的外劳,丢去你劳动部长家照顾你家老人病人你要吗?」 声称家中需要照顾的老人的健康与人权遭到漠视。

这个说词充分地显现台湾许多民众仍然对于爱滋充满误解,更不清楚爱滋的传染途径。爱滋病毒只会透过体液交换传染,常见的途径包括了不安全的性行为(无套性交)、共用针头以及母子垂直感染,日常生活里的各种接触,包括共食、牵手、甚至亲吻,都不会造成感染。而在医学进步的当代,爱滋感染者只要能够获得完善、稳定的治疗,也能够维持和「一般人」无异的生活。

不过呢,「稳定、完善的治疗」对于许多人来说,并非那幺容易的事情。因为社会对于爱滋的汙名,很多感染者恐惧他人的异样眼光,因此不敢求医,也可能因为各种心理压力和歧视(例如担心失去工作),而使得维持用药这件事情变得更为困难。

而对于外籍移工来说,就医更可能是天方夜谭。一方面他们经常根本就没有休假的机会,二来也担心如果被雇主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会遭到解雇,三来,外籍感染者在台湾接受爱滋治疗时,必须要自费,而爱滋治疗费用高昂,恐怕不是移工们可以负担的。

将外籍感染者排除于爱滋治疗的给付範围以外,看似保障国人的权益,防止外籍人士来台滥用医疗资源。但事实上,因为个人的国籍而将其排除于健康照护之外,是对个人权益的剥夺,也有歧视之嫌。当外籍移工对台湾付出劳动力,却在生病时只能自身自灭,或被打包丢回母国,显示在台湾社会眼中,外籍移工仅仅是生产与照护工具而已,而失去了「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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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早已说明,在爱滋防疫上,「治疗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之一」,因为一旦稳定接受治疗、个人病毒量降低,那幺传染给他人的机率也会变小,国家社会也可以维持原本的劳动生产力,不必付出额外的医疗和照护成本。因此,将外籍感染者排除于爱滋治疗外,不仅是对人权的伤害,也会促成防疫的漏洞。

除了治疗以外,「去除汙名」更是爱滋防治的重大关键,然而我们却看见对爱滋的偏见仍在剧烈地影响着国内爱滋感染者的生活。例如因为未告知性对象自己是感染者、与多人发生关係,最后被以爱滋防治疗例21条的「蓄意传染」条款所起诉的冯姓教师,在2016年被判处了13年的徒刑。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冯姓教师是「罪有应得」,但是蓄意传染的法律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仍将「感染爱滋」视为一种罪恶,感染者更是随时可以危害世人的罪人们,而这样的心态一方面使得感染者们的生活处境更为艰困,也无助于我们在社会上开启与爱滋相关的讨论。

另一则与爱滋相关的事件则是国防大学学生阿立因为被校方发现感染者身份而遭到退学。儘管国防大学屡次否认,强调阿立是因为违反了其他校规才遭到处罚,卫福部仍在8月时对国防大学开出罚单,国防大学不服,目前双方已上诉至最高行政法院。

从过去到今天,台湾社会中爱滋感染者因为感染身份,而在就学权、工作权、医疗权、隐私权上受到侵害的案件比比皆是,却直到近年才因为有越来越多感染者挺身而出而受到重视。而儘管相当缓慢,台湾政府也逐步修正对于爱滋感染者权益的观点。在过去一两年间于几件申诉案中,选择对被控诉方进行惩罚,为感染者们找回微薄的正义与尊严。

因为对爱滋错误的认识,以及连带的汙名,使得感染者们在社会上背负着沉重的偏见,更经常被打压与排除。阿立和其他感染者权益受损的故事显示,在当代的台湾社会里,一旦感染了爱滋,一个人就可能失去身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失去好好生活、求学、就业,甚至是恋爱做爱的资格。

在婚姻平权议题发烧的同时,我们也看见爱滋汙名再次成为反对方的工具。面对各种错误的讯息,有时着实令人疲于奔命,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有些人选择了切割,把爱滋当成需要被踢出去的「老鼠屎」。

然而爱滋只是一个疾病,是一个每个人到了它的面前,机率都一样的疾病,面对爱滋,我们需要的是更正确的资讯、坦蕩的态度和公开的对话,与其恐惧,我们需要问的是,爱滋究竟是什幺?我们为何恐惧?

(更多关键字,请见下篇)

注一:水逆是占星学中「水星逆行」现象的简称,占星学认为水逆发生时,容易导致各种沟通、交通相关事务的混乱。